古人著書，常於篇章首尾有所寓義。而阮芝生先生首言《史記》五體首篇皆寓「貴讓」之意後，對於五體末篇是否亦有寓意，便成為研究上值得注意的問題。本書之目的，在於透過論析書體、世家體、本紀體之末篇作意，及結合前人對表體、列傳體末篇之相關成果，來研究此一主題。

書體末篇是〈平準書〉，其於平準設置之原由，首尾凡敘三十七變，以明天子患貧求利之心日漸急迫，詐力之術輾轉相生而無窮，其極則以「平準」籠天下之利，世風亦因此而大壞。太史公將古今兩次世變，並列於正文及贊語之中，以明世變陵遲之因，在於天子一人之多欲。

        世家體末篇為〈三王世家〉，太史公以編列公文書之作法，欲採武帝及群臣「自供之詞」，以彰武帝讓虛促實、好欲爭利之心。其於正文內不發一言，正可襯托出武帝君臣文辭之「爛然可觀」，又何言哉！

本紀體末篇為〈今上本紀〉，此篇雖亡，然由《史記》各篇對武帝之記述，則不難明太史公之意，在譏刺武帝之所為實與始皇無異。而由〈今上本紀〉亡佚的相關史料來看，此篇極可能為漢廷所刪削。日後《史記‧今上本紀》與《漢書‧武帝紀》一亡一存，實乃因其作意不同所致。

        是故知太史公欲以五體首末對照：以〈五帝〉之公讓，明〈今上〉之私欲；以〈三代〉之非爭貴讓，刺〈漢興〉之德薄私天下；以〈禮書〉之盡性通王，防〈平準〉之爭利不已；以〈吳太伯〉之口不言讓而讓心真誠，譏〈三王〉之讓讓不已而心實欲之；以〈伯夷〉之奔義，諷〈貨殖〉之爭利。然後知撥亂反正之法，惟有「以禮義防於利」。知此寓意，則《史記》「論治之書」、「百王大法」之特質，於是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