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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系列
  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研究有其新的發展。約自晚清百餘年來政治社會的變動,時代環境之邅遞,影響及思想學術的演變;歷史的研究、史學的發展也不能外於這演變之中。稍早,顧頡剛以為除去考據補證的傳統外,在金石器物、邊疆史地、今文經學、外國史地等方面的學術興起,都影響到歷史研究的新方向。而後,考古學、中外交通史、新史料的發現,俗文學及社會史的研究,更開展了歷史學的新發展。這種新方向、新發展是受到時代變遷與西學傳入而逐漸形成的。因時代變遷,轉而注意到與時勢需要、時局相關的課題,這也本是經世致用的傳統態度。因西學的傳入,帶來新的史學方法與史觀,加上歐美、日本對中國研究的學術刺激,以及成果的參考,乃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使傳統歷史學的研究、討論,因而注入大量新血,於是有近代史學新面貌的開展。「銅山西崩,洛鐘東響」,當可以說明新史學與傳統史學在近代以來的關係。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裡,梁啟超、嚴復、譚嗣同、徐仁鑄、羅振玉、劉師培、陳黻宸等人都不約而同地展開對傳統舊史的批評;而提倡社會大眾的民史之餘,同時也致力於鼓吹新的治史、著史的方法及觀念。不論王國維以歷史學為一科學的提法,或章太炎以史學為但問求真、不問致用;都說明那些年代裡對傳統史學的焦慮以及急欲求得新史學的出現。以高唱史學革命的梁啟超為例,他博學才高,與同時許多學者都引介了不少西方學術,而他頗受日本浮田和民的影響,提出新史學的理論及方法。但他的思想時在進取與保守間有著矛盾,又帶有相當的政治色彩,這些在那一代學者的身上多少都可以發現;似乎急於尋求一帖萬靈丹,將時局國勢能畢其功於一役。在學術上因之也不免出現類似的影子,以致於使晚清思想界部份地方看來粗率淺薄,而努力引介的西學,也多非其本來面目,至於籠統而欠該詳,這應是那一時代的局限。新史學的高唱,畢竟造成不小的破壞力,然則對史學的建設卻並不多。
  新史學運動不論在為文唱導或著作新史書、翻譯國外史學來看,不容諱言地對歷史教學及反省傳統史學產生相當的影響。現代大學的歷史研究專業,學術刊物發行都應運而起,而學術討論的風氣也能持續不斷;如古史辯論、社會史論戰等都是著名的例子。筆者以為西學的傳入對於近代史學的發展有著主導的作用,而至今仍在持續之中。西方史學傳入的百年來,不止是個歷史的過程,也應當注意到中國史學的反應與回響,相關的論著如杜維運、陳啟能、張廣智、于沛、瞿林東、羅志田、林甘泉、李長林、俞旦初、李孝遷等人都有所論述,此處且不多言。筆者在此僅提出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是西學東漸的歷史發展中,初期並未有什麼文史之學,自十九世紀晚期突然廣受有識之士的熱切關懷,應是受到時局的影響。洋務運動的西學暫且不談,而後持續傳入的是政治、社會、經濟等社會科學,屬於人文學的是哲學較受重視,文史之學恐怕是稍後才受到注意,而且其中是以對外國歷史的興趣為主,尚談不到多少史學。換言之,西學傳入是由科技而社會科學、哲學思想,文史之學是較後受到關注的。
  其二,史學方面有幾個較早的例子可作參考,一是道光十五年(1835)《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刊載出希臘羅馬時代史家五人,他們是希羅多德、修昔底里、色諾芬、李維、塔西陀。二是光緒五年(1879)郭嵩燾於《倫敦巴黎日記》中,言及希羅多德的古亞述帝國歷史。三是英國傳教士艾約瑟於光緒六年的《萬國公報》中,介紹希羅多德及其《歷史》書,他又有《西學述略》,介紹西方古典史家。其後,嚴復、許守徵都曾介紹希臘、羅馬史家。這些都是簡略地引介古代西方的史家。  
  其三,西學傳入的歷史性書籍或西方歷史知識較多,但大多是在於歷史知識的吸收,以歷史的興亡作為史鑑的目的,尚不及於史學。
  其四,梁啟超引進的史學,前期以由日本轉介為主,後期遊歐後則以歐洲史家為主。他的後期引進西方史學與五四運動時期約略在同一時段,此後引進或翻譯西方史學漸盛,如胡適、何炳松、傅斯年、姚從吾、賀麟、李大釗、林同濟、雷海宗等人。
  其五,西方史學傳入之中,漸產生以理論或學派為基礎的史學方法或史觀,如進化論、實驗主義、歷史語言學、馬克思主義等等,也就是社會科學、哲學等進入了史學的研究。從上面簡略的說明,約略可以看出近代史學受到西學的影響以及發展的趨勢。大體來說西學的傳入對中國史學的影響有幾個方面:一是研究的課題與範圍,二是史料的性質與範圍,三是歷史論述編纂方法,四是歷史研究法,五是歷史思想與理論。然而筆者無意說中國傳統史學在這些方面似無用武之地,相反地,傳統史學在這些方面都有其獨到之處,且有豐厚的底蘊,但是需要研讀與發掘,此處暫不多說。
  錢賓四先生早在1939年《國史大綱》緒論中指出民國以來史學研究的傳統、革新、科學三派,並對之有所評論,提出寫新通史的主張,要在於文化演進的真相,由舊史中映照複雜難以解決之問題,以為歷史的事態在於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社會經濟三者;治史的方向是求異同來看歷史的變動,由客觀中求實證。同時用了不少篇幅論述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演變,而又以治中國史的要務在於由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取獨特精神的所在。賓四師所說的歷史三事態,都是後來歷史研究的三大領域,其他的觀點也都是由高處的考察及其獨到的思考而來。至於史學研究三派的說法,流衍甚久,迄今論及近代史學者都多少仍要言及。如四十年後余英時先生在《史學評論》發刊詞中所作的反省與展望,除評論史料、史觀派之外,他提出史學方法在於不斷吸收其他有關學科之方法,但並無捷徑可走;要靠努力訓練自己形成切己之法。對於史學工作的方向及意義亦如同賓四師之大意,以疏通歷史、文化意義為要。他又指出西方史學不全歸功於新方法、新觀念,而在於基本功力的長期累積;史學作品不在於論題或性質偏於綜合、分析等,而在於學術的品質。以錢、余二先生為例,約略可以看出現代歷史的研究已有深沈的檢討反思為基礎,又有對前途發展的憧憬及期許。
  台灣歷史的研究及史學的發展,既承襲了1949年以前的史學發展之緒,又漸有開新之局,詳略不同的論述已有多種相關論文可供參考,較近的專著如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論五四時期的史學方法到台灣歷史研究機構、博碩士論文分析、歷史教育、教科書等。由於歷史研究的主要專業在於大學的研究所,而其成果顯現以學位論文較為具體,對台灣現代史學的發展頗具參考的指標性。他以歷史研究所成立較早的五所大學為範例,指出研究的大範圍以中國史佔的73%為最多,台灣史佔的15.9%居次,外國史佔的11.1%居後。而專史的分類上,依序為政治軍事史(20.4%)、社會史(19.8%)、思想文化史(18.5%)、經濟史(11.9%)。若由明清以來到近現代史這一大段的研究而言,則佔了中國史研究近一半的比例。台灣史的研究在近十餘年來漸成為顯學,社會史研究也漸超過了政治軍事史的研究。另外,王晴佳的《台灣史學五十年》,是以台灣史學的傳承、方法與趨向為主的台灣史學發展史,他由史料學派的影響,到科學史學、民族認同為主軸的論述,又特別注意文學及社會學者的議題對史學的影響,書中專論的《思與言》、《食貨》、《新史學》等刊物,是可以作為台灣史學發展的重要刊物,雖然論述所及在對象與取材方面似稍有所偏集,但大體上已對台灣史學反應到現代的情形有所了解,此處就暫不多言。
  從百年前傳統史學的承續及西學的傳入,其間的因革損益既複雜多端,又爭論未止,決非一篇短文所能窺全。西學為新知,舊學未必為陳腐,但陳寅恪說不中不西、不新不舊之學確有其可玩味之處。若要推陳出新,先得辨別何者為陳?哪些是新?是形成新瓶裝舊酒?或是轉為舊瓶裝新酒?甚或是瓶酒皆新?新舊的取捨及搏成不但是過去史學界努力的目標,也應是未來歷史研究精進向前的選項。以歷史研究的博、碩士論文而言,在其專業的領域裡,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重要的研究成果;良否或人言言殊,但品質應有相當水準。我們取此原則,發印出版,一則使學術能廣為流通至於海內外,一則亦顯示台灣學術研究的「業績」與價值。再者,各論文雖以歷史文化研究為範圍,但仍包羅甚廣;以舊學蘧密、新知深沈為期許,毋寧也是值得參考之作品。
 
2009年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