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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系列

 

  文獻一詞,始見於孔子說夏商之史文獻已不足徵。故文獻也者,概指文章典冊而言。厥後馬端臨《文獻通考》,四庫列入政書類,猶存其意。蓋足以見一代之典章制度者,才可以稱為文獻。
  但秦火以後,漢人拾遺補闕、蒐羅散佚,整齊文獻之意義就擴及於一切舊圖籍舊資料。針對這些舊籍,為之編目訂疑、刊謬錄異,乃有了文獻之學。從事者,初尚僅恃輯錄之勞,漸次而講整理纂述之術,備典故於昭代,拾墜緒於微茫,彬彬稱盛,累代不絕。
  迨及近世,既承清儒考校之後,復援西人科學方法之技,整理國故,考信貢疑,文獻之學,益大昌楙。兼以地下文物出土日多,文獻一詞,遂亦超出文字典籍資料之含意,總指一切史料。文獻學也幾乎統包了目錄、板本、校勘、輯佚、辨偽、考古等學問或方法,甚至於電子檔、資料庫之製作等等,也都可涵攝其中。
  文獻一詞的意指不斷擴大,也顯示了文獻學不僅只是材料的學問,也同時就是方法。就材料言之,文獻學主要在提供學人翔實可信的資料,為人作嫁,服務的性質多些。但就方法而言,文獻學又發揮著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那整理文獻的方法,本身亦表現著一種觀點,顯示了對古代學術文化的看法。試看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或劉歆的七略、班固的九流十家之分,就可明白這個道理。文獻學從來就不是純客觀中性的學問,因為它本身就是方法與主張。正因如此,故觀察每個時代的文獻學,也就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學風。
  台灣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在清朝統治時期並不明顯。當時漢人士紳階層,以朱子學為主,輔以詩文吟會,雖以海濱鄒魯自矜,而與大陸地區之樸學風氣,頗異祈嚮。日本占據後,在台設立帝國大學,亦有若干漢學名家來台任教,但漢人得入大學者原即甚少,日本漢學家窮治文獻之風,遂爾邈焉弗聞。待光復後,才漸與大陸地區的古典文獻學研究傳統合流。
但歷經清代數百年之文教蘊蓄,以及日本人在台之經營,文獻蒐積,亦不可小覷。曾任北大、中央大學等校教授的徐子明先生,於一九四八年渡海來到台大任職時,就覺得此地:「草木葱青,山水清幽,頗堪怡悅。而圖書蘊藏之富,尤內地所難方。苟志在進修,則東西典籍大都皆備。不爾,則歷朝筆記饒衍盈閣,往往為書肆所罕見,亦足以資陶寫」(引見汪榮祖《學林漫步》,2005年,江蘇教育出版社)。臺靜農先生也提到一九四六年他抵台大後,發現:「原藏中文圖書甚多,是早年買自福州烏石山房龔家的」(見《龍坡雜文》,1988年,洪範出版社)。這些記載,均可見台灣業已文獻可觀,其後當然愈發彬蔚可喜。在這,一方面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學人大批蹈海而來,學術傳承在此具體開展;一方面則是文物圖籍也有一大批轉移來台。除了一般人所熟知的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珍貴文獻外,許多遷台之公私機關學校,亦攜有不少檔案圖書。甚至像我就讀的台灣師範大學,乃是在台建立的新學校,但也有東北大學託管的大批古籍。就是私家藏書,數量也不在少,珍閟精槧,往往而有。待時局稍定,輯比整理,或景刊傳布,自然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文獻之學以是漸盛。
  這裡面,有公家機關的整理,如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有出版社結合民間資源推動的文獻事業,如廣文書局編《書目叢刊》;學生書局編《書目季刊》、《近代史料叢刊》、《明代方志選輯》;文海出版社編《近代史料叢編》;新文豐刊印《道藏》、《佛藏》,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編《百部叢刊》,以及世界、鼎文、明文等無數出版業對文獻工作之投入,其熱情均是可驚的,輯刊、校補、景印、匯考之古籍不知凡幾。甚至比大陸還早印行《四庫全書》,編出《敦煌寶藏》、《中華續道藏》等等,總體成績,不在大陸古籍整理事業之下。此外就是學校教育體系對文獻學的教育與研究了。
  臺灣並未推動文字簡化運動,中文教育體系又未受俄化及文革之衝擊,因此仍有濃厚紹續早期大陸學風之色彩。或上溯清儒詁經考訂之法,或繼接五四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緒,以文字聲韻為入學之始基,以徵文考獻為治學之本業。板本、校勘、輯佚、辨偽,咸有專家。師弟相承,配合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之研究人員,形成了穩定的文獻學研究傳統。五十餘年來,政局雖頗有變化,但這個領域相對穩定,且因新科技(如電腦資料庫)、新資料(如出土文書簡帛)不斷發展,文獻學之研究亦迭有新猷。
  潘美月、杜潔祥兩位先生主編的這套《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就是注意到台灣文獻學教育體系的發展及研究成果,才發願編此叢書的。
台灣這五十年來,以古典文獻為主題的博碩士論文,幾達八百部,數量不可謂不夥,其中披沙撿金,往往見寶。因此二先生將之分為廿九類,篩選輯併,彙為巨編,其嘉惠士林,是不待說的了。台灣文獻學教育之方向與成果,也不難由茲而見。適值初編問世,略弁數言,以誌欽敬。其餘編輯旨趣,具詳杜先生的出版說明,就不再贅言了。
二○○五年乙酉霜降,龔鵬程寫於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