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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當代文化與文學研究系列
 

 

 

與民國文學研究──第三輯引言

 


        經過多學界多年的倡導和努力,「民國文學」的概念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獲得了人們的理解和接受,從民國歷史文化的角度闡述文學現象也正在成為重新定位「現代文學」的重要思路,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可以說是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大動向。當然,面對我們業已熟悉的一套概念、思路和批評方式,「民國文學」的價值、意義和研究方式也依然需要更多的學者共同參與,並貢獻自己的創造性思想,在更獨特更具規模的「民國文學史」問世之前,種種的疑問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之一,就是困惑於社會上越來越強烈的「民國熱」:在不無喧鬧、魚龍混雜的「民國消費」的浪潮中,所謂的「民國文學研究」又意味著什麼?它根源於何方?試圖通往何處?如何才能將流俗的迷亂與學術的理性劃分開來?

        在這個意義上,釐清當前中國社會的「民國熱」與學術研究的「民國文學」思潮之相互關係,也就成了一件極有必要的事情。

 

 

作為當代大眾文化的民國熱

         民國熱,這個概念的所指本身並不明確:一種思想潮流?一種社會時尚?一種消費傾向?我們只能先這樣描述,就目前一般報章雜誌的議論而言,主要還是指由媒體與出版界渲染之後,又部分轉入社會時尚追求與大眾想像的「趣味的熱潮」。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民國」這一概念通常被另外一個色彩鮮明的詞語代替:舊中國,它指涉的就是那一段早已經葬身歷史墳墓的「軍閥當道,萬馬齊喑,民不聊生」的時代,因早已結束而記憶發黃,因過於黑暗而不願詳述。而所謂的「民國熱」就是對這些固化概念的反動,重新生發出瞭解、談論這段歷史的欲望,並且還不是一般的興趣,簡直引發了全社會範圍內的廣泛而強烈的熱潮。據說,當代中國的「民國熱」要追溯到2005年。餘世存的《非常道》、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的《袁氏當國》、張鳴的《歷史的壞脾氣》相繼出版,一反過去人們對「民國」的刻板印象,種種新鮮的歷史細節和「同情之理解」,喚起了中國人對原本早已塵封的這段「舊中國」歷史的新的興味。接下來的幾年中,陶菊隱、傅國湧、何兆武,楊天石、智效民、邵建、李輝、孫郁等「民國見證人」與「民國史學者」不斷推出各種鮮活的「民國話題」,使得我們在不斷「驚豔」的發現中似乎觸摸到了「真實」的歷史脈搏,而且,這些關於民國往事、民國人物的敘述又不時刺激到了我們當今生活的某些負面,今昔對比,但不再是過去那種模式化的「憶苦思甜」,在不少的時候,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民國的細節令人欣羡,反襯出今天的某種不足,這裡顯然不無記憶者的美化性刪選,也難免闡釋者的想像與完善,但對於廣大的社會讀者而言,嚴謹考辨並不是他們的任務,只要這些講述能夠填補我們的某種欠缺,滿足他們的某些精神需要,一切就已經夠了。「民國熱」在「辛亥百年」的紀念中達到高峰,如今,在大陸中國的稍具規模的書店裏,我們都能夠看到成套、成架、成壁的民國專題圖書,圖書之外的則是更多的報刊文章、電視節目,甚至服飾的民國懷舊潮流,大陸中國的民國熱還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了海峽對岸,在臺灣的圖書與電視中,也不時晃動著「民國記憶」的身影,只是,對於一個自稱「民國進行時」所在,也會同我們一起講述「過去的民國」,多少令人覺得詫異,它本身似乎也生動地提醒我們:民國熱,主要還真是一種大眾趣味的流變,而非知識精英的文化主題,儘管我們的知識界在其中推波助瀾。

 

 

        作為當代大眾文化體現的「民國熱」是由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民國掌故」喚起興味的,正是借助於這些「恍如隔世」的故事,人們逐漸看到了一個與我們熟悉的生活格局迥然有別的時代和社會,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個性色彩鮮明的歷史人物,出於某種可以理解的現實補償心理,人們不免在這一歷史意象中寄予了大量的想像,又逐漸將重塑的歷史意象召喚進現實,成為某種時尚趣味的符號,如在一些婚紗藝術照與大學畢業紀念照中流行「民國服飾」。應當說,作為這一社會趣味的推動力量,一些知識分子的「關於民國」的寫作發揮了明顯的作用,但是,作為流行的社會趣味本身的「民國熱」卻還不能是一種自覺的時代思潮,而只是知識分子的個人的某種精神訴求與社會情緒的並不嚴密的合流,一方面,知識界對這些「民國文化」的提取和發掘尚未進入系統的有序的理性層面,本身就帶有明顯的趣味化和情緒性色彩,包括目前流行甚廣的所謂「民國范兒」,這個本來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精神現象,但是到目前為止,依然主要流於種種極不嚴格的感性描述與文學比喻,而且據說提出者本人也還試圖放棄其概念發明權。

 

        大眾文化,不管我們今天對它的評價究竟如何,都應該看到,這是一種與通常所說的由知識分子自覺建構的並努力納入到精英文化傳統的追求所不一樣的「文化」,它更多地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及生活趣味緊密聯繫,是指普通大眾基於日常生活的需要而生成的種種精神性追求和傾向,它與精英知識分子出於國家民族意識、歷史使命或文化獨創性目標而刻意生產的成果有所不同。當然,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既致力於精英文化的建構,又同時置身於大眾生活的氛圍之中,所以嚴格地講,他同樣也擁有大眾文化的趣味和邏輯,受到日常生活文化的影響,也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以日常生活為基礎的大眾文化。

 

       從精英知識分子的邏輯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大眾文化的若干消極面,諸如與媒體炒作對真正的個性的誤導甚至覆蓋,工業化生產的趣味同質化,五彩繽紛背後隱含的商業利益,對世俗時尚缺乏真正的批判和反思,甚至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某種粉飾和媾和等等,當年的法蘭克福學派就因此對資本主義的大眾文化大加鞭撻。的確,源於日常生活需要的物質性、享受性與變異性等特點使得大眾文化往往呈現出許多自我矛盾的形態,這裡就有法蘭克福學派所痛心疾首的「商品性」、「同質化」、「工業生產式的批量化」、「傀儡化」、解構主體意識等消極面,如霍克海默和阿多洛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的那樣:「文化工業的產品到處都被使用,甚至在娛樂消遣的狀況下,也會被靈活地消費。」「文化工業反映了商品拜物教的強化、交換價值的統治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優勢。它塑造了大眾的鑒賞力和偏好,由此通過反覆灌輸對於各種虛假需求的欲望而塑造了他們的幻覺。因此,它所起的作用是:排斥現實需求或真實需求,排斥可選擇的和激進的概念或理論,排斥政治上對立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也不難發現大眾「民國熱」中的一些為消費主義牽引的例證。例如今天的「民國熱」也開始透露出不少獵奇和窺隱的俗套,諸如《民國公子》、《民國黑社會》、《民國八大胡同》一類黑幕消費、狹邪消費同樣開始流行一時,走上被法蘭克福學派抨擊的文化解構、文化異化的萎靡之路。

 

 

 作為學術史演進的「民國文學研究」

         上述大眾之熱,在最近一些年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稱之為「愈演愈烈」),所以當「民國文學研究」的呼聲出現,便自然引起了不少的聯想:這是不是「民國熱」的組成部分呢?又會不會落入獵奇窺隱的窠臼呢?

         在我看來,「民國熱」與「民國文學研究」的出現,其最大的相關性可能就在時間上。拋開臺灣學界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書寫「中華民國文藝史」不算,中國大陸最早的「民國文學」設想出現在1990年代末(陳福康),最早的理論倡導出現在2000年代早期(張福貴),但形成有聲有勢的多方位研究則還是在2000年代後期(張中良、丁帆、湯溢澤、李怡及「西川論壇」研究群體),這一逐漸成熟的時間剛好與所謂的「民國熱」相重疊,所以難免會給令人從中尋覓關聯。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前述大眾趣味的民國熱之外,其實還有另外一條線索被我們忽略了,這就是學術界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考察和追問方式。

         20世紀初,劍橋史書已經成為英語世界的多卷本叢書典範,《劍橋中國史》從1966年開始規劃,迄今已經完成16卷,它對歷史的劃分很自然地採用了朝代與政治形態的變化加以命名,至我們所謂的現代與當代分別編寫了《中華民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各兩大卷,在這裡,「民國」歷史的梳理和描述已經成為國際學界的正常工作,絲毫不涉及流行趣味的興起問題。

         在大陸中國,雖然因為政治原因,「民國」一詞一度包含了某種政治禁忌,需要謹慎使用,但總體來看,除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極端的文化專制時期之外,對「民國史」的關注和研究一直獲得了國家層面的包容甚至支持。《中華民國史》的編修工作可以追溯到半個世紀以前,早於《劍橋中國史》的編寫計劃。1956年,在「向科學進軍」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潮中,國家科學發展十二年規劃中就已經列入了「民國史」的研究計劃。1961年是辛亥革命50週年紀念,作為辛亥革命親歷者的董必武、吳玉章等人又提議開展民國史研究。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將編纂民國史列入國家出版規劃,具體交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組織實施,由著名史學家李新先生負責統籌。由於「文革」的環境所限,編寫工作真正開始於1977年,但作為項目卻始終存在。作為民國史研究系列之一,《民國人物傳》第一卷1978年出版,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上下兩冊亦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至2011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前夕,全套《中華民國史》共36卷全部出齊,被稱為是中國出版界在近年來的一件大事。有趣的是,《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在當年問世之後,遭到了臺灣學界的激烈批評,被認為是政治色彩濃厚、評價偏頗的「官史」,當時大陸方面特意回應,辯解說我們的民國史研究不是政治行為,是完全的學術行為。雖然這辯解未必完全道出了我們學術制度的現實,但是從那時起,「民國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已經成為學術而不是政治的一部分,卻是值得肯定的事實。到今天,史學界內部的民國史研究已經成為中國學術重要的方向,中華民國史研究被確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也已經十多年了;致力於「民國史」研究的自然也不只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家,如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諸多學術機構都在這方面投入甚多,且頗有成就,就是一部《中華民國史》今天也不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版,也另有南京大學版(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張憲文主編)、中國現代史學會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20009月,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被批准為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多年來,他們通過編輯出版《民國研究》、承擔國家重點科研項目、連續舉辦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不斷推出大型研究叢書等方式穩健地推動著民國史的研究。

         這一「民國史」的學術努力試圖突破當代「以論代史」之弊、還原歷史真實,承襲的是實事求是的中國學術傳統,與當下社會文化的時尚毫無關係。

         國文學研究的出現和發展同樣是歷史學界實事求是追求的一種有力回應。

 

 

         同整個歷史學界一樣,中國文學史研究也一度成為「以論代史」的重災區,甚至作為學科核心概念的「現代」一詞也首先來自於政治思想領域,與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事實本身沒有關係,以致到了1980年代,我們的文學博士還滿懷疑惑地向學科泰斗請教「何謂現代」。1990年代的「現代性」知識話語讓中國文學研究在概念上「與國際接軌」了,但同樣沒有解決「以中國術語表述中國問題」的困惑,凡此種種,好像都在一再證實「論」的重要性,於是,「以論帶史」的痕迹依舊存在。

 

         如何回到中國歷史自己的現實,如何在充分把握這些歷史細節的基礎上梳理和說明我們文學的發展,我們需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民國文學」概念的重新提出,其實就是創造了一種可能:我們能不能通過回到自己的國家歷史情態之中,就以這些歷史情態為基礎、為名詞來梳理文學現象──不是什麼爭議不休的「現代」,也不是過於感性的「新文學」,就是發生在「民國」這一特定歷史語境中的精神現象和藝術追求,一切與我們自己相關,一切與生存於「民國」社會的我們相關。

 

         就是這樣,本著實事求是的治史傳統,我們可以盡可能樸素地返回歷史的現場,勘探和發掘豐富而複雜的文學現象。實事求是,這本來是當年「民國史」負責人李新先生的願望,他試圖倡導人們從最基礎的原始材料做起,清理和發現「民國」到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史實,這樣的願望雖然在「文革」的當時並不能實現,但卻昭示了一代民國史學人的寶貴的學術理想。今天,文學史研究也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轉型,這就是從空洞的理論焦慮中自我解放,重新返回歷史,在學術的「歷史化」進程中鳳凰涅槃,迎來自己新的生命。

 

 

         只有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中,我們才有可能洞悉「民國文學」研究的真諦,也才可能將真正學術的自覺與大眾文化的潮流區分開來,為將來的文學史研究開闢嶄新的道路。

 

 

         社會的時尚是短暫的,而文學史研究的發展卻有它深遠的思想淵源。

 

 

          大眾的文化是躁動的,而我們需要的學術卻是冷靜的、理性的。

         當下的潮流總是變動不居的,除了「民國」之熱,照樣還有「啟蒙」的熱,「黨史」的熱,「國學」的熱……不是每一樁的「時髦」都可以牽動學術思想的重大演變,儘管它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相遇,也可以發生某種的對話。

 

 

 

         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同,一切本來也就是根本不同。

熱中之冷與冷中之熱

 

         我如此強調文學史學術的冷靜與理性,與鼓譟一時的社會潮流區別開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是封閉於社會,不食人間煙火的學院活動,當代學術向著「歷史化」的方向轉型,這並不意味著學術從此與主體感受無關,與社會關懷無關,從根本上看,這是一種對於研究主體與歷史客體雙向關係的全新的調適,我們必須最充分地尊重未經干擾的事實本身,同時也要善於從歷史事實的豐富中把握我們感受的真實性,在過去的歷史敘述中,我們對此經驗欠缺,希望「民國文學史」研究能夠讓我們重新開始。

         這也就是說,雖然我在根本上強調了學術邏輯與時尚邏輯的不同,但是,我也無意拒絕從社會的普遍感受中獲得關於「歷史價值」的追問和思考,包括對大眾文化內在意義的尊重和關注。法蘭克福學派曾經激烈地抨擊了大眾文化的諸多弊端,不過,這不能掩蓋另外一些學者如英國的文化研究(如費斯克的學說)從相反的角度所展開的正面的發掘與肯定,這指的是對大眾文化追求中積極的建構性意義的褒揚。如費斯克所欣賞的反抗性、自由選擇性,正所謂「身體的快感所進行的抵抗是一種拒絕式的抵抗,是對社會控制的拒絕。它的政治效果在於維持著一種社會認同。它也是能量和強有力的場所:即這種拒絕提供強烈的快感,並因而提供一種全面的逃避,這種逃避使身體快感的出現令上層覺得驚慌,卻使下層人民感到了解放。」中國的大眾文化是在結束文革專制、社會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這樣的過程本身就與法蘭克福學派所警惕的成熟的資本主義文化不盡相同,它在問題重重的同時依然帶有抵抗現實秩序的某些功能,因此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即以我們目前看到的「民國熱」為例,一方面其中肯定充斥了消費主義的萎靡之態與嘩眾取寵的不負責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卻也應該承認,帶動了「民國熱」的許多講述者本身也是民國史的研究者和關注人,他們兼具知識基礎與人文關懷,即使是對「民國」的浪漫化的想像也部分地指向了某種對理想信念的緬懷──教育理念、文化氛圍、人格風骨等等──顯然不都是歷史的事實,但是提出問題本身卻無不鑒古知今,繼續變革中國、造福民族的意味,這卻不是無的放矢的。這樣的大眾文化包含了某些值得深思的精神訴求,在信仰沉淪、物質至上、唯利是圖的時代,尤其不可為「治民國史」者所蔑視,在某些時候,其本質上胸懷民族未來的激情恰恰應該成為學術的內在動力。

         當然,社會情懷的擁有並不就是學術本身。學術自有自己的理念和法則,作為學者,我們思考的不是改變這些法則去遷就大眾的情趣,相反,是更好地尊重和完善法則,讓法則成為社會情懷的合理的延伸和提煉。民國文學的研究首先是學術,不是轉瞬即逝的社會潮流,與那些似是而非的「民國熱」比較,我們起碼還應該在下面幾個方面意識清晰:

         第一,作為學者而不是媒體人,思想是學者的第一生命,而思想的提煉必須來自於對現實生活的有距離的觀察和判斷。我們要特別強調一種理性的認知,以代替某些煽情式文字書寫。之所以這樣強調,乃是在「學術通俗化、市場化」的今天,學術著作有時混同於媒介時代大量的「抒情讀物」中,如果單純依從大眾閱讀的快感,難免會模糊掉學者的本位,使思想讓位於抒情。

 

 

         其次,作為歷史敘述的工作者,我們應該盡力還原歷史的複雜性,以區別於對歷史的想像。作為大眾文化的精神需求,其實不可能「較真」,有時候似是而非的故事更能夠調動人們的情緒,但是對於歷史工作者就不同了,它必須對每一個細節展開盡可能的考察、追問,即使充滿矛盾之處,也必須接受仔細的勘探和分析,當然,這樣的刨根問底可能會打破不少的幻夢,瓦解曾經的想像,就是「歷史見證人」的「口述實錄」也必須接受專業的質疑,未經質疑和考證的材料不能成為我們完全信賴的根據,這樣的「工作」常常枯燥而繁瑣,並不如一般大眾想像的那麼自由和愜意,但是學術的真相必須在直面這樣的事實之中,只有洞察了所有這一切的矛盾困惑,我們方能獲得更高的事實的頓悟,也只有不間斷的疑問,才能推動我們對「問題」的不斷髮現。正如有學人指出的那樣:「民國自有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借鑒的遺產,如自由之精神,如兼容並包的大學氣度等等,但我們不應不加辨析,只選取光鮮處,一味稱歎;更無意於要在民國諸賢中分個高低上下,使孔子大戰耶穌,魯迅PK胡適,只是覺得我們在關注歷史人物時,首先要研究其思想、事功,而非僅僅作為飯後談資的八卦、段子。」

            第三,民國文學的研究最終是為了解釋說明文學本身的問題而不是其他。這裡的「其他」常常就是大眾豐富的需求,或者為了各自的政治道德目標,或者為了心理的釋放,或者就是獵奇與八卦,一切事物都可以成為談資,一切談論的方式都無不可,超越「專業」的任性而談往往更具某種「自由」的魅力。但是,一旦真正進入專業研究,這都是學術的大敵。民國文學研究最終是為了深刻地解釋和說明民國時期的文學何以如此,所有「文學之外」的信息都必須納入到對「文學之內」的認定才有其必要的價值,而且這些信息的真正性也須得我們反覆校勘、多方考辨。在「文學解釋」的方向上,關於「民國」的種種逸聞趣事本身未必都有價值,未必都值得我們津津樂道,只有能夠幫助我們重新進入文學文本的「故事」才具有學術史料的意義。

 

 

 

         最後,也是我們必須格外重視的一點,那就是學術研究所包含的社會情懷主要是通過對社會文化環境的緩慢的影響來實現的,它並不等於就是目標單純的政治抨擊,也不同於居高臨下的道德訓誡。就民國文學研究而言,如何我們能夠在學術研究中發掘某些民國文學的發展規律,揭示某些民國作家的精神選擇,闡述某些文學文本的藝術奧妙,本身就對當前的文學生態發生默默的轉移,又經過文學的啟迪通達我們更大的當代精神,誠如斯,學術的價值也就實現了。學術研究有必要與傳統所謂的「現實隱射」嚴格區別開來,雖然我們能夠理解傳統中國的專制主義壓抑下「隱射」思維出現的理由,但是在總體上看,精神活動對社會現實的影響應當是正大光明的,而「隱射」思維卻是偏狹的和陰暗的,文學研究是排除「預設」的對歷史現象的豐富呈現,「影射」卻將思想牽引到一個特定的主觀偏執的方向之上,不僅不能真正抵達真相,而且還可能形成對歷史事實的扭曲和遮蔽,學術擁有更為開闊的目標和境界,而「影射」則常常被個人的私欲所利用。和一切嚴肅的學術研究一樣,民國文學研究是在健康和積極的方向上為中國的當代文化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恰恰是「民國熱」之中,我們需要一種「冷」的研究,當然,這「冷」並非冷漠,而是學術的冷靜和理性的清涼。